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律師事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女律師隊伍也日益壯大，成為律師群體中一道靚麗的風景。不過，相比男律師，女律師若要闖出一片屬于自己的天地，確實需要付出更多。入行15年，從事征收拆遷維權10年，成功參與協調、應訴數百起征地拆遷爭議案件，崔鳳榮律師如今就是這樣一位擁有一片自己事業天地的女律師。

回顧自己這些年的職業生涯，為了緩和沖突、化解矛盾，幫助政府推進城市發展，維護百姓切身利益，讓法律陽光照耀到社會每個角落，這位律政界的“鏗鏘玫瑰”也曾斬荊棘，沐風雨，吃過很多苦，受過不少累，但是，她內心從未想過退卻。“一路走來雖然辛苦，但我感覺這條路挺適合自己，也愿意一直堅守下去。”她說。

日前，江西景德鎮、贛州的當事人同時給團隊送來錦旗，崔鳳榮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寫到，“既是榮譽也是責任更是動力”，簡短、樸實的一句話，卻飽含深情。

這也正是她一路堅持下來的最大動力。

“ 執業路上最欣慰的時刻，就是幫助委托人取得一個滿意的結果，還有作為參與者親眼見證中國法治的進步。”崔鳳榮說。

順其自然 踏上征收拆遷維權之路

崔鳳榮，出生于河北，現為北京京平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2019年被評為北京市海淀區優秀黨員律師。

早年學法，崔鳳榮曾受到家人的影響，大學期間，崔鳳榮的成績在學校一直名列前茅，連年獲得學校一等獎學金。臨近畢業，學習成績優異的她，很自然地加入了浩浩蕩蕩的備考大軍，參加了號稱“天下第一大考”的司法考試，并于兩年后順利拿到律師從業資格。

2005年大學畢業，崔鳳榮直接進入律所工作，從律師助理做起，民事、刑事、行政類案子都曾代理過。這種“萬金油”式的法律服務，也是眾多初入行的律師成長過程中走過的標準路徑。

時移世易。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日趨完善，法律部門分工越來越細，律師服務的專業化也成為了大勢所趨。 “從業時間越久，我越深刻體會到了‘術業有專攻'這句話內在的深意。”崔鳳榮說。由此她決定轉向專業化律師的執業之路。因為曾在基層法院的行政庭實習過一段時間，當時崔鳳榮便認定我國行政訴訟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征地拆遷糾紛案件增長迅猛，成為當時社會主要矛盾之一，我看到，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征地拆遷維權專業律師的缺口越來越大，于是，決定把它作為自己日后主攻的業務范圍。”2011年，恰巧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向崔鳳榮推薦了一家這方面的專業律所，以此為契機和起點，她正式踏上了征收拆遷維權之路，一直到今天。

不過，開啟一段全新的旅程，挑戰自然不可避免。

首先，毫無疑問，專業化需要充分的知識儲備。不僅要儲備法律知識，還需要儲備與專業相關領域的知識。多年來，崔鳳榮從未間斷過對新知識的學習。

其次，征地拆遷本身是一個專業性非常強的業務領域，不僅涉及大量的專業知識、專業術語，還涉及到極其復雜的法律關系。為實現當事人的訴求，律師往往需要付出極大的時間和精力，工作量之大常超出常人的理解。

“ 一個完整的征地拆遷案件，最多可能涉及幾十個程序。”崔鳳榮說。

也正因此，挑燈夜戰，一個月有一半以上時間出差在外的情況，在她這兒并不鮮見。這份辛苦，也被諸多委托人看在眼里。崔鳳榮到外地辦案，有時飛機落地時已是凌晨一點，工作結束后趕回北京，經常到起飛機場時已是晚上八九點，那些到機場接送她的委托人看到她一天可能僅睡5個小時，甚至連續幾天僅能睡上兩三個小時，既感動，又心疼。

不過，面對委托人的關心，崔鳳榮常微笑著對他們說，“盡管我們這份工作有時是很辛苦，可它帶給我們的滿足感和人生價值，也是無比充實和無可替代的。”

綜合維權 要的是一個好的結果

從2011年至今，10年時間過去，崔鳳榮對自己專業領域法律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對案件的處理方式也在不斷調整，經過持續打磨后，她和團隊逐步構建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綜合維權模式。

所謂綜合維權，是相對于傳統征收拆遷維權而言的。

崔鳳榮解釋，“面對違法征收和強拆，被(征收)拆遷人傳統的抗爭方式一是信訪，二是行政訴訟。由于信訪往往需要權利人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和物力，而其處理結果又不具有強制執行力，缺乏司法保障，常顯得力量不足。訴諸行政訴訟，即通過打官司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雖然可能是最有力的維權途徑，但大量實踐證實，其結果很多時候也并非老百姓最想要的。本質上，征地拆遷糾紛不僅僅是個法律問題，更是與政治、經濟相關的復雜社會問題，解決這類糾紛需要借助法律手段，但卻又不能單純依靠法律手段，應當結合律師函、法律意見書等其他手段，在充分考慮雙方各自立場的基礎上，通過協商、調解等方式實現委托人的委托目標，化解矛盾，維護地方穩定。”

“最好的結果是雙贏。”崔鳳榮說，法律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在基層法院行政庭實習時，崔鳳榮明顯感覺到在絕大多數的老百姓眼里，與政府打行政訴訟官司就是“民告官”，此時的自己和政府屬于“對立關系”。“按照我們發展之后的綜合維權思維，我們希望，我們律師介入后，能讓我們的委托人和案件涉及的各級政府均明白一點，即不管是否涉及到征收拆遷問題，政府和百姓始終是‘魚和水'的關系。”崔鳳榮說。這就需要律師在其中發揮好溝通橋梁的作用，讓雙方少些誤會、隔閡，多些理解、融洽。“比如，在律師函中，我們會在充分考慮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各自的難處之后，一切從實際出發，給雙方提出盡可能合理的建議。并且，讓雙方都感受到，我們律師的介入，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政府利益與群體訴求的統一，達到化紛止爭的目的。”

這種認識，某種程度上跳出了單純的法律視角，是一種認知上的升華，實踐中，它也是崔鳳榮成功代理數百起征地拆遷爭議案件的“制勝法寶”。

2013年，因為對政府征收土地和給予的補償存在異議，甘肅蘭州城關區宋家灘村1102名農民，把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三級政府一股腦兒告上了法庭。“一次性起訴三級政府、原告多達1102人，這在甘肅行政審判史上，至少在蘭州中院的行政審判史上還是第一次……”，因此，該案發生后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這可能是崔鳳榮迄今為止代理的涉及人數最多的集體維權案件。

她說，這個案件一是社會影響力較大，處理起來需格外慎重。另外，1000多個人就可能會有1000多個獨立的想法，因此，怎么樣把大家擰成一股繩，讓大家伙兒心往一塊想、勁往一處使，并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解決委托人最終的訴求，“這是我們承辦這起案子的重心和難點。”

最終，崔鳳榮和同事沒有局限于傳統維權模式，而是做了大量的溝通、調解工作，促成村民與有關部門達成了和解協議，幫助村民獲得了滿意的補償款項。

2011年，也就是崔鳳榮正式踏入征收拆遷維權領域的第一年，那年初，《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頒布，不久她接手了北京市城八區首個征收案件。這個案子的特殊之處在于，崔鳳榮的委托人承租的是公房，而征收的土地涉及軍事項目，處理起來有諸多掣肘之處。不過，崔鳳榮最終也是通過調解的方式，僅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促使雙方簽訂了征收補償協議，“拿到結果，委托人非常高興，征收方也比較滿意。”

在崔鳳榮心里，代理案件，她追尋的絕不是法院一張張冰冷的判決書。“很多時候，官司輸贏并不重要，我們所要的是一個好的結果，即讓政府撤銷違規的征收拆遷決定，或者最大可能地為委托人爭取到征收拆遷補償。”

也正是因為秉持著這一思維和理念，她代理的絕大多數案件最終都實現了比較和諧的結果，簽署了雙方認同、彼此都能接受，對于雙方都比較公平合理的補償協議。

參與其中 見證中國法治進步

除了自己代理的案件勝訴，取得好的結果，更讓崔鳳榮欣喜的是自己能作為參與者，共同見證中國法治事業的進步。

她表示，自己執業以來的這些年中國法治事業可以說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據崔鳳榮回憶，早年她曾遇到一些令其印象深刻的極端情況，比如到西北地區辦案，自己提起的明明是行政訴訟，可當地某法院通知其開庭時給她送來的卻是民事案件傳票。這并非因為疏忽。“事后我想，當地法院行政庭當年接到的案子可能不多，缺少經驗。”

不僅法院，當時地方政府的業務水平同樣不容樂觀。比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頒布之初，許多地方政府并不明白征收和拆遷之間的區別，發出的相關文件標題通常是“某某項目征收拆遷文書”或者“某某項目拆遷征收通知”等字樣，完全將征收拆遷混為一談。

2012年前后，崔鳳榮代理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興慶區多人房屋拆遷補償安置糾紛案就出現過這種情況。當地有關部門下達的是含有“拆遷”字樣的通知，依據的卻是《關于印發銀川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暫行辦法的通知》的有關規定。“事實上，征收和拆遷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實施程序也不一樣。比如，如果是征收，那么有關部門必須證明該項目的實施是為了公共利益;如果是拆遷，有關部門就必須依法提交立項批復、征地批文、規劃許可證、拆遷許可證等前置生效文件。”崔鳳榮說，征收、拆遷的補償標準也不一樣，這關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她介紹，國務院590號令《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出臺前，適用的是《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那時大家對“征收”還缺乏正確的認識，屬于過渡時期。

經過努力，崔鳳榮接受委托的多戶臨街房的拆遷決定皆成功被“凍結”。

如今，近十年時間過去，中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

崔鳳榮明顯感受到，特別是法官的專業水平普遍比較高;政府部門的依法行政行為也在逐級規范;普通民眾利用法律手段維權的意識也普遍增強。

“隨著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實踐經驗的豐富，當地的法治水平必定迎來更大的進步。”崔鳳榮說。

還有令人鼓舞的制度上的變化。

2017年7月1日，新的《行政訴訟法》開始實施，變立案審查制度為立案登記制度，任何符合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受理條件的，法院都要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

“這一制度的實施，大大緩解了長久以來‘立案難'的難題。現在，應該說絕大多數的案件都可以正常立案。像以前那樣，不予立案又不告知你原因，去找有關人員也對你置之不理，讓你吃閉門羹的現象，已基本上很少出現了。最起碼現在會給你一個書面裁定，讓你可以據此安排下一步的訴訟或者其他救濟途徑。”崔鳳榮面露微笑的說道。

她表示，法院的審判等環節，也是越來越依法依規。比如，被依法撤銷的征收決定、征收補償決定的比例，在這近幾年已明顯提升。

“律師執業大的環境，確實是在向著好的方向一步步發展。”崔鳳榮說。

中國法治的進步，給了崔鳳榮更大的信心，和繼續堅守下去的不竭動力。

初心不改 愿意一直堅守下去

生活中的崔鳳榮，親切、知性，法庭上的她睿智、凌厲。由于見慣了她日常生活中隨和的模樣，不少委托人在法庭上看到她質證、庭辯時氣勢逼人的一面，不禁感慨道，“崔律師在法庭上的氣場無人能比”。

她這種對工作的嚴格要求，也適用于自己所在的團隊。

作為一名律師，崔鳳榮一直用這樣8個字來要求自己，首先，“自律”，尤其是嚴格堅守律師的職業道德;其次，“親切”，即對待親人、朋友和委托人必須親切，有包容之心;第三，“理性”，特別是跟行政機關打交道時要理性，并相信對方同樣會理性地對待自己;最后，“睿智”，主要指在法庭上要以嚴謹的邏輯、翔實的證據展現自己專業、睿智的一面。

做事先做人，這是自古不變的道理。也是對崔鳳榮影響最深的一句話。

律師執業以來，風雨兼程十余載，千帆歷盡，無論世事如何變化，崔鳳榮始終要求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一直堅守不變的是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的那份責任心。

她說，“十幾年了，我感覺律師這條路還是很適合自己的，雖然從事行政法律服務一路走來比較艱苦，但我還是很高興、很愿意繼續走下去;我常對自己和團隊律師講，如果覺得辛苦，你可以改專業，可以不接受別人的委托，可一旦接受了別人的委托，那么，就要對得起這份信任，無論經歷多少艱辛和挑戰，也應該笑著把工作做完，并且要竭盡全力做到最好，我們必須對得起自己所肩負的這份責任。”

正如崔鳳榮所說，律師的路，從來不是一馬平川，而是布滿荊棘，充滿挑戰，需要長期堅守，需要廣大律師把它當成一項事業全力以赴。我們也看到，正是有了一大群富有正義感、進取心的律師，在法治中國的建設中勇于擔當，積極發揮主體責任，中國的法治事業才擁有了今日之風景和更可期的未來。

智者微笑，庸者哭泣。對于生活和工作中的種種艱辛，她總愿以積極的心態去面對，“人生無常，難免會有時順境，有時逆境，只有懂得微笑的人，才能緊緊牽住生活的手。”

對未來，崔鳳榮的愿望樸實而美好，“就是希望咱們國家的發展越來越好，大家的生活越來越好。而作為一名征收拆遷維權律師，也希望咱們國家對征收拆遷補償標準的設定、具體的實施細節，能夠越來越好，被(征收)拆遷人獲得的補償越來越好。”

在她心里，律師執業的最高理想是幫助客戶解除痛苦，換取幸福。

“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正如歌中所唱，“追逐夢想總是百轉千回”，為了幫助到更多的社會弱勢群體，共同參與、見證中國法治的進步，崔鳳榮“再苦再累無懼無畏”。為了風雨之后的“彩虹”，這朵律政界的“鏗鏘玫瑰”，愿意一直堅守下去，“無怨無悔從容面對”一路上的艱辛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