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貌似越來越具有自主性的時代，科技實踐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善意的倡導和批判，只有落實到為增進人類福祉的實踐之中，科技向善才真正落到了實處。

邱澤奇/文 當我拿到《共生：科技與社會驅動的數字化未來》這本書稿的時候，感到一陣欣喜。理由很簡單，從騰訊提出將科技向善作為一種倡導開始，科技公司與社會對科技向善的理解與實踐正在逐步邁向深入與務實，尤其是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的 2020年之后。

科技公司是提供科技產品和服務的主體，愿意傾聽社會的聲音，是科技向善邁向務實的前提。與此同時，社會對科技產品與服務提供建設性的訴求，則是讓科技邁向“向善”的有效保障。

沖擊與反思

本書第 4 章收錄了10篇來自社會各界的聲音，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對疫情沖擊的基本判斷。來自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朱恒源把企業、社會、技術放在疫情場景之下，指出盡管社會自身對科技的期待存在張力，但理解社會期待的復雜性依然是企業提供善的產品和服務的前提，理解人類適應能力的滯后性，其實需要整個產業界而不僅僅是科技界創新科技、企業、社會之間新的關系模式。

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提供了一個節奏性判斷，指出疫情提供的極端環境改變了以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方式，出現了“線下主動找線上”的模式， 在產品與服務的關系中，把服務進一步推上前臺，制造業的服務化迎來了一個轉折點，從而把科技的社會價值推上了前臺。

騰訊高級顧問、HR科技中心人力分析負責人廖卉從另一個視角指出，疫情的壓力讓“遠程+現場”快速成為新的工作場景常態。與此同時，平臺服務在勞動力市場的拓展讓共享用工也提早到來，同時，對工作監管提出了新的需求。用人工智能監管勞動成為滿足工作新常態的現實場景。進而，對人的人文關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人工智能的倫理議題就此進入了社會的現實，科技向善不再只是科技公司的社會價值倡導，而是開始進入社會生活。

第二類是對科技反應的反思。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劉海龍指出，原本，判斷是人的基本權利，可我們卻把它交給了算法，疫情成了這一進程的推手。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常江也進一步指出，我們正在沒有任何批判地擁抱科技帶來的效率，卻忽視了對技術的批判，進而直接丟棄了科技產品與服務中的人本精神。

科幻作家陳楸帆則憂慮，當我們把一切都包給機器時，人類還會剩下什么?當我們把教育當成純粹的技術，而丟棄了對自我的尋找，教育便失去了其價值內核。正是在這個語境之下，曾毅尖銳地指出，當下，社會對創新的訴求極高，忽視了對科技倫理的關注，人工智能的可持續發展亟須考量其對社會的長期影響，一方面要提升科技系統對社會的透明性，另一方面則需要通過跨部門、跨學科的協作，讓社會的倫理倡導變成科技的倫理實踐。

可如此，會引發科技公司競爭方向的調整，一如美國華盛頓大學福斯特商學院Philip  Condit講席教授陳曉萍所說，當科技的社會價值成為其產品和服務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時，企業的管理變革時機便已經出現，把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價值融入社會價值之中，將是管理革命的風口，也是競爭超越的契機。

倫敦商學院組織行為學教授、《百歲人生》作者琳達·格拉頓則從技術進步和疫情沖擊的雙重視角探討了教育、就業、醫療健康等領域的新變化，以及新興技術所扮演的角色。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薛瀾則跳出企業視角，站在社會一側指出，企業是落實科技向善的主體，也是最有效率的主體，可規制依然是社會的、公共的。

共生
作者: 司曉 / 馬永武
出版社: 浙江大學出版社
副標題: 科技與社會驅動的數字化未來
出版時間: 2021-8-1

共生是基本法則

我倒以為，科技創新的潮流勢不可擋，歷史如此，現實亦如此。其社會合法性，一如外賣場景被批判的算法，科技帶來的是多方共贏邏輯的正反饋。批判科技對人類的負面影響是必要的，卻不一定是必需的。這是因為批判不足以解決科技的負面影響，只有建設才能最大限度地抑制科技的負面作用。

我還以為，數字科技的倫理建設的確到了轉折點，可是，如果只是訴諸工業時代的倫理建設模式，不一定奏效。對企業的規制監管是必要的，卻不一定非要站在企業的對立面進行監管。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講，每一個科技創新與應用主體都可以被理解為數字時代的企業，把每一個社會行動者都作為其他行動者的對立面，會因對立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顯然不是優化且有效的監管邏輯，不是監管的初心，更不是監管的目的。

順應數字社會的特征，把相關利益主體納入其中，從工業化時代的控制性監管轉向數字時代的服務性和協同性監管，似乎更有機會發揮監管的效用，更加適用于高度互聯的數字化時代。在這個邏輯下，熱議的透明性看似是順理成章的監管原則，殊不知并不能解決真正的難題。這是因為，即使把科技原理和算法代碼置于透明環境，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原理與邏輯，依然無力監管，依然達不成監管目標。在科技創新有如星辰般浩瀚多樣與復雜的環境中，回歸人的社會性初心，或許是社會與科技讓科技向善的同歸之途。

作為回應和呼應，在新冠疫情的極端場景下，科技公司又如何能從社會價值出發，實踐科技為人類服務的目標?我們看到了谷歌具有一般意義的模型卡探索，也看到了快手的流量普惠，B站對社區的再造，還有運用科技對自閉癥進行干預。

更值得期待的是積極倡導科技向善的騰訊科技在疫情中的嘗試與努力。 在人人禁足的環境下，線上是每個人真實與現實存在的空間，任何一條不經意的信息都可能有武器般的威力。其中，謠言成為干擾抗疫最重要的敵對力量。在抗疫過程中，削弱謠言的干擾性力量，是對抗疫最有力的保障。用數字技術辟謠，為科技向善做了最直接的詮釋。

在對抗謠言的同時，如何快速、精準地識別感染者，除了醫學方案，還有更加智慧的方案嗎?人工智能給了人類一個新的選擇，運用人工智能強大的學習與歸納能力，通過影像和聲音識別無癥狀感染者成為阻斷病毒隱性傳播、賦能人類與病毒賽跑的新利器。禁足是有效的抗疫管理措施，也是傳統措施，從傳染性疾病給人類帶來危害開始，人類就在采用禁足措施阻斷疾病傳染。在人類還處在相互隔離的時代，禁足不僅有效，而且對社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也相對有限。可在一個高度互聯的時代，禁足，無論對經濟還是對社會，其影響都是巨大的，人類理應借助科技的力量，尋找更加有效的防疫途徑。用科技提升防疫的效率，在防疫環境中，用科技最大限度地釋放人類的創造力，或許是當下對科技向善最直接的詮釋。

2020 年，中國是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世界主要經濟體，背后則是一系列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難題，譬如，如何既控制疾病的傳播，又保障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有序開展?既為數字原住民賦權，又為數字移民賦能等等。這些問題，不只是政府面對的社會公平性問題，更是科技公司面對社會的產品和服務價值選擇。科技公司運用數字技術為社會呈現了一份積極探索的答卷。

社會對善的訴求，無疑是理解科技帶來社會后果的指引，積極的思考、憂郁的批判，都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更加重要的是，在科技貌似越來越具有自主性的時代，科技實踐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善意的倡導和批判，只有落實到為增進人類福祉的實踐之中，科技向善才真正落到了實處。其中，科技與社會，缺一不可。共生，是運用科技增加社會福祉，用社會訴求推動科技創新的基本法則。

（本文摘自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邱澤奇為《共生：科技與社會驅動的數字化未來》所撰寫的推薦序）